我們一家老小，歷經(jīng)了家破人亡的逃難歲月，我們面對過日寇的刺刀；我們躲過了槍林彈雨和狂轟濫炸，我們的足跡因誓死不當(dāng)亡國奴而跑遍浙西南大半個山區(qū)。我們什么東西都丟光了，卻在祖母和父、母的指導(dǎo)下，一次又一次從敵人洗劫后的廢墟中搶救回了以祖父日記為主體所有殘存的文字遺物。這些文物是我們家的精神家園，那里承載著我們國家社會的苦難和掙扎前進的無數(shù)信息。
李家與浙江四代人的緣分
我叫李崧峻，湖南長沙人，李輔燿是我的祖父。我的父親———李亦懷是李輔燿的三子。
今天浙江大學(xué)在這里舉辦《李輔燿日記》的出版發(fā)行儀式和《李輔燿日記》捐贈儀式，我和我妹妹代表我們兄弟姐妹七人來參加這個儀式，感到非常高興，也非常激動。
在我贈送給浙江大學(xué)的各種文字史料中，最早的一件是光緒皇帝的珍妃、瑾妃的祖父湖廣總督裕泰寫給我高祖李星沅的一封6頁的長信，距今已近兩百年了。
李輔燿是湖南人，老家是湖南湘陰，從我曾祖父———李輔燿的生父———李桓開始，我們李家與浙江省有四代人的緣份。但是這里要先介紹一下高祖父，因為發(fā)生的許多事情與高祖父有關(guān)。
李輔燿的祖父———即我的高祖父，名李星沅。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號石梧，道光十二年進士，始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廣東學(xué)政，江蘇布政使，陜西巡撫，江蘇巡撫。1845年升云貴總督、賜銜太子太保。隨后調(diào)任兩江總督。1849年因病辭官回湖南長沙故居芋園養(yǎng)病，他是林則徐、鄧廷楨、曾國藩的好友。1850年廣西太平軍起義，朝廷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督剿，林則徐病故于途中。此時正值隆冬，新繼位的咸豐皇帝又下旨，命病中的李星沅接替林則徐出任欽差大臣赴廣西督剿太平軍。不幸于次年四月病逝于廣西軍中，享年僅55歲。李星沅是道光朝著名的廉吏、重臣。歿后曾國藩作挽聯(lián)悼曰：“八洲作督，一笑還山，寸草心頭春日永。五嶺出師，三冬別母，斷藤峽外大星沉”，對星沅公作了極高的評價。
李星沅有5個兒子，李輔燿是其三子李桓與夫人周佩芳所生的兒子。由于李星沅的長子李杭（1844年進士）無嗣，于是李星沅將李輔燿過繼給李杭為子，成為李星沅的長房、長孫。后因李桓的次子輔焯16歲病故，且無子嗣，故李輔燿兼祧了一、三兩房。
李輔燿的生父李桓（1877~1891），字叔虎，號黼堂。
咸豐年間歷官江西九南兵備道，江西糧道兼江西厘局總辦。同治元年（1862，壬戌）升江西布政使，署江西巡撫。在與太平軍艱苦作戰(zhàn)的斗爭中與左宗棠、李元度、許瑤光、彭玉麟、方鼎銳、李鴻章、劉坤一等人結(jié)下深厚的友誼。同治三年，因中風(fēng)病退，筆耕后半生，成了一位大學(xué)者，其所著《國朝耆獻類征初編》七百二十卷；《寶韋齋類稿》100卷，學(xué)人無不知曉，現(xiàn)在海內(nèi)外有多種版本，各大圖書館均有此書。
李桓，同治年間病體康復(fù)后曾經(jīng)兩次來浙江。
1871年（同治十年），他應(yīng)好友方鼎銳、俞樾的邀請第一次出游浙江，在樂清知縣的陪同下游覽雁蕩山大龍湫，題寫了摩崖石刻“天下第一瀑”。于天臺華頂峰題碑———“天臺第一峰”，于普陀山佛頂峰題———“海上仙山”。
這次李桓來浙江呆了一年多時間，除了老朋友方鼎銳、俞樾、彭玉麟、許瑤光等人以外，又結(jié)識了好多浙江文化名人，例如，丁丙、王同伯、吳兆麟、徐花農(nóng)、許增等人，并都成了終身的好友。
這是我們湖南長沙柑子園李家與浙江四代人結(jié)緣的開始，很快這個緣分就傳到了第二代———我的祖父李輔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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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廬”是李輔燿的童年住所
祖父李輔燿，字補孝，號幼梅，又號懷廬主人，晚年自號和定。道光28年（1848年）5月29日出生于長沙芋園。
這里我想先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李星沅長沙故居的情況，因為這與中國現(xiàn)代史有點關(guān)系，多種版本的毛澤東傳記，包括中央黨史文獻室編印的毛澤東年譜中，在講到他在長沙第一師范求學(xué)時期的早期革命活動時，也總是要提到他們的活動場所是名為芋園的一個地方，但是這個芋園到底在哪里，是個什么場所，所有的版本都沒有講明白，大家均含混其詞，語焉不詳。今天我借此機緣，以芋園主人的后人身份，在這里把芋園交代清楚。
高祖李星沅在長沙的故居名柑子園，這是一個有好多進的大建筑群，這是李氏家族的正屋，大門朝西，就在東慶街上。柑子園正屋的東面和南面就是柑子園的花園———命名為芋園。圍繞芋園建有多個住宅建筑群，住著李氏家族各房子孫（類似紅樓夢中的大觀園）。
其西北的建筑群名叫懷廬，李星沅的書房———芋香山館就在懷廬內(nèi)，（懷廬大院套著多個小院）。芋園正北方的一個建筑群名叫芭蕉廳，它與懷廬相鄰。芋園的南面有一個小型家廟———水月禪林。家廟旁邊，有一個獨立別墅型的二層院落———名水月林，這是李輔燿在辛亥革命后回到長沙后的住所，第二次分家時，水月林分給了我父親，李輔燿日記就一直存放在水月林。
李星沅去世后，他生前的住所，包括他的書房———芋香山館在內(nèi)的整個懷廬由長房長孫李輔燿繼承。
童年時的李輔燿和他的母親徐太夫人一起生活在懷廬，在芋園的另一棟房子，李星沅的藏書樓———名海粟樓讀書，接受嚴格的書香門第的家庭教育。
同治五年（1866年）李輔燿通過童子試，成了秀才，那年他18歲。
同治九年（庚午，1870），通過鄉(xiāng)試，中舉人，得庚午科優(yōu)貢，試卷刻本我已贈送給浙江大學(xué)。
李輔燿在這一年的鄉(xiāng)試同年還有他的終身好友瞿鴻禨、張百熙。同治十年、十三年（甲戌，1874）李輔燿兩次參加會試，均未能考中進士，而瞿鴻禨、張百熙先后都考中了。
光緒元年（乙亥，1875），他提前一年進京，準備次年的慶賀光緒帝登基而舉行的恩科考試，這一年他留下了一本趕考日記———《燕行紀事》，他住在何紹基家（何伯源姑父家），認真研讀好友瞿鴻禨朝考一等第一名的試卷，并在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
光緒二年的恩科考試他得了副貢科名，被安排了一個小官職———內(nèi)閣中書，這年李輔燿已29歲了。此后，他放棄功名，就職內(nèi)閣中書。但一年以后，即光緒三年（丁丑），由內(nèi)閣中書調(diào)到浙江任道員。具體官名———海塘工程的駐工督辦，用現(xiàn)在的話就是任海塘工程總指揮。
“圣朝第一大工程”——錢塘江海塘工程
錢塘江海塘工程是浙江省歷屆巡撫本職工作中最難辦、最頭痛的頭等大事。尤其是光緒初年的這一次大修建。它的經(jīng)費被稱為“同治請帑”，是同治末年慈禧太后批準動用了中央國庫銀子上千萬兩，并于光緒初年動工，全面整修錢塘江海塘。那個年代極少見到有動用國庫銀兩來辦一件國家級的工程。這樣的一個工程必需選一位極其可靠，忠于朝廷，工作認真負責(zé)，為人誠實、可靠、清廉，還要年輕一點，身體要經(jīng)得起風(fēng)里來雨里去的折騰，還要能團結(jié)同事共事的一位總指揮官員。
選拔這樣的官員，北京吏部一定是慎之又慎的，上千萬兩的銀子，即使是在同治中興時期，也是了不起的大事。李輔燿在光緒三年秋天被吏部選中，而且這一次是破格的提拔，是年冬趕往浙江，途中在淮陰度過除夕。到浙后巡撫梅小巖（梅啟照）即命其立即上任。
經(jīng)過近4年風(fēng)里來、雨里去的艱苦努力，終于將海塘工程修整完畢，將“新舊海塘聯(lián)絡(luò)成一氣”，這被時人稱為“圣朝第一大工程”。由于工程質(zhì)量一流，巡撫譚鐘麟對他極為贊賞，奏請慈禧太后賞“二品頂戴浙江候補道”。隨后李輔燿為工程技術(shù)不失傳于后人，自己編撰了《石塘圖說》一書。自己勾草圖34幅，并寫了跋語，更難得的是將當(dāng)時在自己領(lǐng)導(dǎo)下共同奮斗的28位部下的名字、頭銜全體列入書末，以紀念“共濟之美”。這種不貪功為一己的好作風(fēng)，十分可貴。此書于光緒七年刊刻成書———我已贈送浙江大學(xué)。
光緒三年，李輔燿到浙江以后不久就將其父李桓接到杭州休養(yǎng)，這是李桓第二次到浙江。李桓這次來杭州受到眾多老朋友的熱烈歡迎。他與杭州著名的文化人俞樾、江小云、徐花農(nóng)、秦湘業(yè)、吳兆麟等共結(jié)“鐵華吟詩社”。李桓這一住就是4年，演繹了杭州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其中關(guān)于俞樾與李桓就俞樾的“書塚歌”石鼓詞和姚笠云大和尚到杭州小住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俞樾的《春在堂隨筆》有載，現(xiàn)在西泠印社中還有摩崖石刻）光緒九年（1883），李輔燿因母喪回湖南守制（盡孝），直到光緒22年（1896）才第二次來浙江，這一次來浙江他擔(dān)任過包括寧紹臺道臺；省防軍支應(yīng)局會辦；杭嘉湖道臺；溫州鹽局督辦；海塘工程局總辦等在內(nèi)的多種官職，與浙江的正派官員、百姓和各界人士結(jié)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與杭州八千卷樓主人丁申、丁丙、丁立誠、丁仁等丁家老少忘年之交；與王福庵、胡鑊、許增、吳待秋、吳昌碩等人深厚的友情，至今都存留在西泠印社的各種新文獻、老史料中，也大量的留在他自光緒22年重返浙江的數(shù)十本“回浙日記”中。
這是湖南李家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與浙江深厚的緣分。
辛亥革命時，李輔燿正任職溫州鹽局督辦，不久辭職，在上海小住一年多，于中華民國二年率全家返回長沙芋園水月林新居。三年后，民國五年（1916年）七月十八日病故于芋園水月林。
廢墟中搶回的家傳文物
下面我簡要介紹一下李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與浙江的緣分。這里貫串的主線是李輔燿留下的這部日記的命運。
這部日記包括三個部分：
1.光緒元年赴京趕考的日記一本———燕行紀事。
2.光緒22年至民國二年的回浙日記54本———懷懷廬日記。
3.民國二年至民國五年（1916）去世止的回湘日記8本———飾待草堂日記。
總共63本，用兩個十分精致的紅木匣子裝載。民國五年（1916年）李輔燿病故時，李星沅家族各房子孫分住在芋園四周的各個大小不等的住宅建筑群中，我們家住芋園南面的水月林。日記也存放在水月林，由我祖母辛太夫人和我父親保管。
那時家父在雅禮大學(xué)念書，他與他的表哥徐特立關(guān)系特別好，常有來往。雅禮大學(xué)是一所美國人辦的基督教教會學(xué)校，父親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后來就在長沙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同時在徐特立辦的平民夜校教學(xué)。分家以后家父帶著他分得的家產(chǎn)，舉家遷離了芋園水月林故居，搬到長沙一個基督教會為中心的社區(qū)———韭菜園，分得的家產(chǎn)中就包括了《李輔燿日記》、書札、雜記、詩稿、書畫、印章等，隨后，他只身應(yīng)聘赴江西就任江西裕民銀行吉安分行行長。
民國十九年（1930），紅軍攻入長沙，國共兩黨發(fā)生激烈戰(zhàn)斗，長沙社會秩序失控，搶劫、放火綿延不斷。芋園、韭菜園未能幸免，雖未被焚，家中卻被洗劫一空，父母聞訊從江西趕回，家中已是一片狼藉，殘存字畫、書札等物丟棄一地，兩匣日記卻沒有人要，倒在地上，紅木匣子則不知去向。父母收拾殘存物件后迅速離開長沙，來到江西南昌。這一走我們家從此離開故鄉(xiāng)，再也沒有回過長沙。
民國二十一年（1932），家父從江西調(diào)至浙江杭州，不久又奉命到溫州籌建浙江地方銀行溫州分行，并任經(jīng)理一職。
民國二十三年（1934），全家又從杭州遷居溫州，這批日記及其它祖父遺留的書札、雜記等文物又一起從杭州來到溫州。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我家疏散到浙西山區(qū)松陽縣，當(dāng)時的松陽縣是一個窮困山區(qū)的小縣城，木質(zhì)的房屋，麻石板的道路，潮濕、蟲蛀、鼠咬為患，更不幸的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民國三十一年（1942），日軍攻占了松陽，全家?guī)缀蹩帐直芸芴与y。這批文物遂和其它行李物件一起，再次在松陽遭受一次浩劫。事后，我二哥李海奉父命，前往收拾劫后余生物件，從老家芋園帶出的文物，已只剩下殘紙碎片，稍完整的字畫、書札等已是寥寥無幾了。而兩大捆報紙包的日記及雜記、詩稿卻奇跡般地存留了下來。在隨后的抗戰(zhàn)歲月里，溫州三次淪陷，家父忠于職守，始終帶領(lǐng)銀行員工隨政府機關(guān)行動，開展業(yè)務(wù)，支援抗戰(zhàn)。這批日記等文物也隨著大批銀行賬本等公私物件輾轉(zhuǎn)避寇于浙西南山區(qū)，歷盡艱險。
家父從1932年調(diào)到杭州起，1934年全家到溫州，直到1947年3月，離開溫州，我們?nèi)以谡憬L達15年之久。這是我們李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與浙江結(jié)下不解緣分的15年。我于1935年出生在溫州，與姐姐哥哥們在浙江的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中長大。我們一家老小，歷經(jīng)了家破人亡的逃難歲月，我們面對過日寇的刺刀；我們躲過了槍林彈雨和狂轟濫炸，我們的足跡因誓死不當(dāng)亡國奴而跑遍浙西南大半個山區(qū)。我們什么東西都丟光了，卻在祖母和父、母的指導(dǎo)下，一次又一次從敵人洗劫后的廢墟中搶救回了以祖父日記為主體所有殘存的文字遺物。這些文物是我們家的精神家園，那里承載著我們國家社會的苦難和掙扎前進的無數(shù)信息。
1950年，家父到上海就業(yè)，舉家遷居上海。文化大革命起，紅衛(wèi)兵來抄家，殘存文物又被全部抄去，這次可不是單純的搶劫，而是有所“審查”。多年后，我媽媽去領(lǐng)取退回的抄家物件時，發(fā)現(xiàn)高祖李星沅與陶澍、林則徐、鄧廷楨等人來往的信札，二姨父潘天壽所贈送的大幅畫作均不見了，王福庵為芋園用各種棣體題寫的芋園22處景點所制成的信箋，也只剩下七件，回浙日記也少了第四十五本，沒有人對這些抄家損失物件的下落做任何說明，更沒有人負責(zé)，家父也于1974年去世。
今天，我們終于有機會將這批無知者視為廢物的“家傳文物珍寶”捐贈給浙江大學(xué)，讓這些歷經(jīng)磨難的珍寶找到了一個安寧的家。承蒙浙江大學(xué)十分珍惜，予以出版，作為李輔燿的后人，我們倍感欣慰。湖南長沙柑子園李家自黼堂公李桓1871年初訪浙江以來迄今四代人與浙江的緣分，終于畫上了一個最最圓滿的句號。
(李崧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