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人親切地稱為“螞蟻教授”，喜歡在家里沿著門撒一些面包屑，將很多螞蟻都引到家里來；

他是中國五倍子開發(fā)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

他因在昆蟲學科研及教學上做出的突出貢獻，在2017年10月的“中國昆蟲學會第十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2017年學術年會”上，被授予“終身成就獎”；

他更是浙大的老學長，與浙江大學結緣80多年，親歷“文軍長征”，也是幾十年后這段歷史的啟封者；

百年人生中，他埋首研究，潛心教育，見證浙大篳路藍縷的辦學史。他就是浙江大學農(nóng)業(yè)與生物技術學院的唐覺教授。

從湄潭走出的浙大老學長

他親啟浙大“文軍長征”故事

1982年，唐覺仍在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教學科研一線，那年他出差到貴陽，借此機會重訪對他來說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故地----湄潭。“當時接待我的是湄潭時任副縣長洪星，很可惜，當時當?shù)卣畬δ嵌螝v史完全不清楚。”唐覺口中的那段歷史便是被稱為“文軍長征”的浙大西遷湄潭辦學史。

一位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的教授為何會惦念浙大西遷湄潭的歷史？回溯過往我們知道，當時的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與浙江大學其實同根同源。在1952年的全國性大學院系調整中，浙大農(nóng)學院從浙江大學分出，單獨成立浙江農(nóng)學院，1960年重組為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

唐覺身在其中，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浙大老學長。

1937年9月13日，20歲的唐覺來到浙江大學報到，他以第一志愿考入農(nóng)學院病蟲害系。8天后的1937年9月21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兩個多月后，戰(zhàn)事日漸緊張。當時的浙大農(nóng)學院跟隨浙江大學西遷，從西天目山，到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廣西宜山等地，都留下了師生們的足跡。

1939年底，浙大第四次遷移，到達貴州云貴高原深處的小城遵義、湄潭及下屬的永興，開始了篳路藍縷的辦學之路。

唐覺的專業(yè)所在也從這時開始。因抗日戰(zhàn)爭開始，學生疏散較多，昆蟲組無學生，受當時的系主任陳鴻逵引導，唐覺轉入昆蟲組。勤奮好學的唐覺，成績一直很優(yōu)異，于1941年畢業(yè)于國立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病蟲害系昆蟲組，獲農(nóng)學士學位，留校任教。他所在的浙大農(nóng)學院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不僅保存了原有的實力和水平，且在戰(zhàn)亂中奇跡般崛起與發(fā)展，受到海內外普遍贊譽。

抗戰(zhàn)勝利后，浙大師生于1946年結束西遷回到杭州。這段有著“文軍長征”之稱的西遷之路，曾在后來相當長的時間里并不為外人所知。

正是唐覺，在浙大回歸36年后的1982年秋天，重新開啟了那段波瀾壯闊的記憶。

后來，在洪星、浙江大學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1990年，湄潭“浙大西遷文化歷史陳列館”建成對外開放。浙大“文軍長征”的故事，才為外界所熟知。

人們口中的“螞蟻教授”

他將一生交給科學研究

如果將唐覺的科學研究放入一個時間軸，你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無論是跟從浙大西遷至湄潭還是經(jīng)歷過院系調整，他對科研的追求從未停止， “求是”精神的血脈一直在他身上被傳承著。

人們曾親切地稱他為“螞蟻教授”。到底對螞蟻癡迷到何種程度？他會特意在家里撒一些面包屑吸引螞蟻；會從1994年開始每天口服一到兩克螞蟻，以試驗螞蟻對人體的作用。

而讓他得到“螞蟻教授”這一稱呼的則是一個傳奇故事。1983年11月，日商指控北京大華襯衫總廠出口日本的襯衫紙盒中夾有活螞蟻，出現(xiàn)貿易糾紛。大華襯衫總廠請求螞蟻研究專家唐覺幫助，他與助手僅花了三天時間就提供了襯衫中的伊氏臭蟻并不生長在中國北方，商品包裝中的螞蟻只能是在日本進入的依據(jù)，挽回了國家及企業(yè)的信譽。同年，他配制的特效“滅蟻凈”為杭州華僑飯店和中藥二廠解決了蟻害，“滅蟻凈”獲省科技成果獎。

迅速“破案”的背后是唐覺多年研究螞蟻積累下來的功底。早在上世紀40年代，他就開始了螞蟻研究。唐覺不僅收集有關螞蟻的專著，而且凡有出差機會，逢站就下車采集，積累了大量的標本。上世紀70年代，他幫助中科院鑒定了青藏高原昆蟲考察的蟻科標本。1979年，蟻科被正式列入中科院動物所計劃，唐覺開展了蟻科分類區(qū)系的研究，填補了國內研究空白。他主持成立了蟻科研究小組，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完成中國經(jīng)濟昆蟲志蟻科第一分冊，該冊記載了120余種螞蟻。

此外，唐覺也是中國五倍子開發(fā)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在浙大湄潭時期，唐覺就開始了對五倍子的研究。在貴州湄潭深入山區(qū)整年調查五倍子生長情況，定點觀察采集。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中國只發(fā)現(xiàn)了兩種五倍子，可在短短幾年里，唐覺和其導師將這一數(shù)字擴大到了九種。這是中國五倍子蚜蟲分類上的一個突破，論文-----《湄潭五倍子的分類》刊于英國倫敦皇家昆蟲學會會刊。“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內關于昆蟲研究的文章在英國的雜志上一共只刊登過兩篇，這是其中一篇”，這篇論文，讓唐覺很光榮。

1959年，國家科委把五倍子繁殖增產(chǎn)問題列入科研項目，由唐覺負責。又是一次深山實地調查，他親自去浙江仙居山區(qū)蹲點調查研究。那時候交通并不發(fā)達，唐覺每次天沒亮就要出發(fā)去仙居。從武林門坐八小時的長途汽車到臨海，次日從臨海坐車到仙居，到了仙居的林場再繼續(xù)爬山，每次往返至少一周。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仍堅持工作，與蛇蟻蚊蟲為伴，風雨無阻，三日兩天爬山到700米和1 000米的點上調查，為我國五倍子的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貢獻。

結緣浙大80多年

他與浙大農(nóng)業(yè)學科有著不解情緣

1998年9月，由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浙江醫(yī)科大學合并組建成的新浙江大學成立，四強合一，開始了浙大發(fā)展新時代。去年，學校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A類高校，18個學科入選“雙一流”建設認定學科，居全國高校第三。取得這些成績，少不了老一代浙大人和新一代浙大人的共同努力。而唐覺不僅作為老一代浙大人貢獻自己的一生，在與浙大結緣的80多年時間里，他還是浙江大學農(nóng)業(yè)學科蓬勃發(fā)展的實踐者和見證人，起到了重要的傳承作用。

1936年11月，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正式建立病蟲害系，后改稱為植物病蟲害系，第二年，唐覺以第一志愿考入此系。在湄潭求學期間，他師從我國早期昆蟲學家、教育家、浙江大學西遷時期即復校時期的農(nóng)學院院長、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蔡邦華院士。畢業(yè)后因學習成績優(yōu)秀，唐覺被推薦留校任教。身為人師，對于“如何傳授知識”，他像學生一樣孜孜不倦地進行探索。

唐覺先后學習了英、德、法、俄、世界語、拉丁語、日及意大利8種外語，得以開闊視野。因此，他能夠先后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出普通昆蟲學、外系昆蟲學（園藝系、蠶桑系）、昆蟲形態(tài)學、專業(yè)英語、實驗昆蟲學討論和昆蟲論文等15門課程。

為將課程講得深入淺出，唐覺在湄潭時期擔任助教時，便認真學習蔡邦華的教學藝術，以及貝時璋邊畫邊講的講解技巧。隨后，他把這些特點結合起來，在講授普通昆蟲學時，把枯燥而難以記憶的昆蟲外部形態(tài)名稱及繁瑣的解剖生理，講得生動活潑，受到同學的贊譽，以致畢業(yè)幾十年后的老同學仍感記憶猶新。

本科畢業(yè)后四年，唐覺即晉升為講師。1952年，他被華東高教局批準為副教授，歷任浙江大學、浙江農(nóng)學院、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植保系昆蟲學副教授。1978年4月唐覺任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植保系昆蟲學教授。在從教的50多年時間里，唐覺一直以工作為重，多次放棄外出進修學習的機會。從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生開始，他先后培養(yǎng)了9名碩士生，3名博士生和一大批本科生，是浙大昆蟲學博士點的開創(chuàng)者。

“在昆蟲學界，老先生是國內目前最高壽的，當年浙大昆蟲學博士點是國內最早的昆蟲學博士點之一，是老先生一手申報創(chuàng)建的”，在唐覺的研究生弟子、浙大農(nóng)業(yè)與生物技術學院昆蟲科學研究所教授、博導張傳溪的眼里，唐覺為帶學生付出很多。原本定于1990年退休的唐覺，為了將自己的博士生帶到畢業(yè)，接受了學校的返聘，直至學生畢業(yè)。如今，他的學生分布在國內外各大高校與企業(yè)，繼續(xù)為昆蟲研究做出貢獻。

2017年10月，在“中國昆蟲學會第十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2017年學術年會”上，唐覺因在昆蟲學科研及教學上做出的突出貢獻，被授予“終身成就獎”。 

在浙江大學一百多年的辦學史上，正是有著這些燦若星辰的浙大人的不懈努力，“求是”精神得以薪火相傳。

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9月10日教育大會上所說，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一代代以唐覺為代表的浙大人秉持著一份責任擔當與家國情懷，既做科研，又心系教育，為民族振興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文字整合 木易）

本文內容整合自：

1、《浙江大學史話》2014年10月13日（修訂）

2、《浙江大學農(nóng)業(yè)與生物技術學院院史》

3、《唐覺先生簡介》，張傳溪教授撰寫于2015年1月2月16日

4、《時光明滅，101歲的昆蟲學教授跟我講他的人生》，浙江新聞客戶端，記者：石天星

5、《西遷親歷者唐覺教授回憶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當年采集的植物標本我至今仍視若珍寶》，錢江晚報，作者：王湛 張凱凱

6、《農(nóng)學院隆重舉行唐覺先生百歲華誕慶賀會》，求是新聞網(wǎng)